第725节（2 / 3）

将抵御胡虏的大任托付给诸王，可令边境不乱，留给我安宁。我当时反问‘胡虏不安定，让诸王防御，可若是诸王不安分，谁去抵御呢’，这个问题皇爷爷也默然不语，又来问我的意见，我又说‘应该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变置其人，又其甚则举兵伐之’，这些是皇爷爷认可的。”

这段话，朱允炆记忆的非常清晰，显然在朱允炆的心里，朱元璋的认可，非常有份量。

“而且，就算是燕王篡了位，不也是要削藩的吗？以他的残忍气狭，恐怕削藩比我削的更狠，更不留余地。”

“如果说真的有错，那也错在我生在帝王之家，养于妇人之手，不懂军事，未经军旅，错信了李景隆这无能之将，以至于江山倾覆，如此成王败寇罢了。”

说到这里，第一句话和最后一句话扣上，朱允炆的逻辑就已经闭环了。

这明显是朱允炆思考了很久自己“为何失败”后给出的答案。

朱允炆的结论就是自己削藩没错，错误就在于自己不懂军事，用人不当，都是李景隆的锅。

这个结论对吗？

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没什么问题的。

成王败寇嘛，朱允炆他出生在帝王家，从小没打过仗，也不能跟他叔叔燕王朱棣一样亲自领兵上阵，那派先生们推荐的名将之子、他的东宫辅臣、亲表哥李景隆（李景隆的奶奶是朱元璋的亲姐姐）去帮他带兵打仗，有什么错呢？

如果非要说有错，那也是李景隆有错，赵括二代，丧师失地，以至于他朱允炆的江山没了。

几乎未从事过任何体力劳动，以至于有些过分白胖的朱允炆摊了摊手，眼神中带了些微不可查的戏谑，看向姜星火。

朱允炆表现出来的一切淡泊宁静都是他的伪装，朱允炆的骨子里，还是觉得自己身上流淌着朱家最纯正的血，觉得自己才是大明的唯一合法继承人。

他只是跑累了，躲烦了，所以不愿意再躲了，又下不去手，打算让人给自己一个体面的了结。

——但我有什么错呢？

万方有罪，罪在李景隆，与朕无关。

别看朱允炆现在一副颓废僧人模样，别看他好像勘破了生死关，别看他跟个与世无争的可爱肥宅一样，但从心底里，朱允炆压根就不觉得自己错了。

可姜星火只问了一个问题。

“我叫你现在撞树去死，你去吗？”

朱允炆愕然，苦笑道：“若是拿着刀逼我，恐怕我也不得不去了。”

“那便是了。”

姜星火神色平静：“建文元年七月，你祭告太庙，削燕王宗室属籍，废为庶人，决意兴兵伐燕，在真定设置平燕布政司，以暴昭为布政使，真定之战，选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武定侯郭英为副，驸马都尉李坚为左副将军，都督宁忠为右副将军，骠骑将军顾成为左军都督，率军十三万伐燕。”

“请问——耿炳文、郭英、顾成等人皆洪武朝百战名将，战功彪炳，暴昭更是勇于任事的国之干臣，足兵足食任劳任怨，这选择是别人拿刀逼着你做的吗？”

朱允炆张口结舌。

这套开战时候的配置，自然是当时的最优解了，最能做事的文臣武将一起上阵，怎么可能是别人拿刀逼着他做的呢？

可显然耿炳文、郭英、顾成这些洪武名将的兵败，是赖不到李景隆头上的，因为李景隆当时还在家坐着呢。

这也是朱允炆看似自洽实则到处漏风的逻辑中，最明显的疏漏。

然而姜星火的质问却并未停下来。

“建文二年九月初十，你以历城侯盛庸为平燕将军，平安、吴杰诸将为副，同时以铁铉为兵部尚书、山东布政使，组建德州大营；以暴昭为刑部尚书、平燕布政使，重组真定大营；以四川都指挥同知徐凯（与白沟河阵亡的悍将瞿能号称‘西川双壁’）带领松潘精骑为主的部队前往沧州筑城，尝试建立沧州大营更换了这些将领，建立三座大营困死燕军，这些选择是别人拿刀逼着你做的吗？”

“还是说，中了反间计，将辽东守将吴高被削爵贬黜，换了新的辽东守将，消除了燕军东北方向的后顾之忧，是别人拿刀逼着你做的？”

“亦或者说，以宁远侯何福为灵璧决战的指挥官，命真定、德州大营倾巢而出，救援徐、沛补给线，是别人拿刀逼着你做的？”

朱允炆的脸上一阵青一阵白，努着嘴唇，手上捏着的《明报》已经开始哆嗦了。

他连文臣不知兵的理由都说不出口，因为不管是用耿炳文、郭英、顾成，还是建立真定、德州、沧州三座大营，虽然是在齐泰黄子澄的建议下做出来的，但这都是最正确也是最合理的决策，换谁来决策，看看手里的这些牌，这都是最优解的打法，只不过正确、合理的决策，不一定能带来胜利罢了。

至于灵璧决战，这个几乎不怎么在历史里被人提及，却实际上决定了大明皇位最终归属的惨烈战略决战，说起来复杂一点。

建文三年十二月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