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2节（1 / 4）

而韩熙载进入两浙之后，行事也多师出有名，迁豪行动，也多从那些风评较差的土豪劣绅开始，算是充分考虑民情民意了。然而，即便如此，引起反弹之剧烈，反倒超过了江南与江西。

对于很多吴越豪强来讲，他们是真的不欢迎大汉的统治，他们更喜欢钱氏当政。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这大概是能够用来自我安慰的一句话。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原有的秩序，被彻底打破，社会资源与财富在这场大乱中，得到了实际上的再分配。

因为这场叛乱，吴越人死者达十三万之多。事后被外迁的人，更超过二十万。而吴越叛乱的平息，也代表着朝廷在东南的大整顿，告一段落。

终究，没能像刘皇帝所期待的那般，平稳过渡。也可以理解，涉及到社会变革、利益分配的事业，还是在短时间内要起到效果，绝不是请客吃饭那么简单。

一场腥风血雨，代价固然不小，也扫平了大量障碍。现如今，刘皇帝可以自信地讲，东南地区可保百年无虞。

而从开宝元年开始，一直到开宝四年，三年多的时间内，朝廷自两江及两浙地区，共外迁四十余万人，其中半数落入了荆湖南道。

剩下的，关内消化五万，陇右三万，山阳三万，余者散布中原河北。经过那些纷纷扰扰后，东南地区，也逐渐成为让刘皇帝满意的符合大汉统治的秩序状态。

韩熙载东南安抚使的职位，在开宝四年三月，被正式撤销，召还东京。在东南的这几年中，他曾遭遇了七次刺杀，在第四次的时候，差点丢了性命，可见那些利益被触犯者有多恨他。

同样的，在朝中，非议也从来没停过，等回到开封的时候，韩熙载已是身心俱疲，直接向刘皇帝辞官。

刘承祐不同意，授集贤殿大学士，去编书，过点轻松的日子。

雷王之争，西北现状

在过去的两年中，大汉朝堂之上，同样没有太大的变化，政治上的稳定，往往表现在人员的稳定上。魏仁溥、窦仪、王溥这三名宰臣，已形成一个稳定的领导集体，魏仁溥宽厚有度，顾大体；窦仪刚正清介，谨循礼法；王溥年富力强，好学不辍，人誉有宰相之器。

对于大汉的官制，也再度梳理了一遍，将散武勋与朝廷实授官职进一步区分明确，这一点并不难，在唐制的基础上，糅合当下大汉国情即可。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再度裁撤了一批冗官。

官职名称上最大的变化，要属三司使了，为了与禁军三衙、三法司以及地方三司加以区别，正式设立财政司，下辖度支、户部、盐铁三部，财政司长官呼为计相，写入《汉会典》，由此，财政司的职权与地位，进一步拔高，为中书令下第一人。

在财政体制整改确立的过程中，爆发了开宝年来第一次比较剧烈的政治冲突与斗争，前三司使雷德骧与户部尚书王溥之间的对抗。

自从王溥回朝，被安排在三司后，作为原三司长官的雷德骧就始终处于一种阴霾之中。在雷德骧看来，王溥就是来抢班夺权的，仗着皇帝的宠信，在三司指手画脚，竟然使他这个堂堂计相，被排挤在开宝新政的核心领导集体之外。

论才干，雷德骧自诩不弱王溥。然而，论人缘，人皆赞王溥美姿仪，有风度，而雷德骧过于刚直，性急躁，常有犯上欺下，风评就差了不止一筹。若论与皇帝关系之亲近，皇帝的信重程度，那就更没可比性了。

性格有的时候，也确实决定命运，忍了两年多，雷德骧选择了抗争，还是正面针对王溥，对其言行进行挑刺，对其工作进行阻遏。使得三司在一段时间内，纷扰不断，甚至耽误了度支工作。

最终，惹恼了皇帝。作为皇帝，刘承祐自然是乐意见到臣下们有竞争，有对抗，但要有个度，有底线，不能怀了国家法度，耽误公务。

当雷德骧以私怨而废国事之时，刘皇帝自是不能容忍。最终，雷德骧被罢计相之职，外放陇右，知兰州。这样的处置安排，也是遵循一种默契的规矩，雷德骧终究是朝中重臣，虽不容于朝堂，外放地方，仍能居要职。

当然，也是因为在刘皇帝看来，雷德骧为相欠缺明显，为一方之任，则绰绰有余，再加西北地区，本就是用人之地。

就结果而言，大汉的朝堂斗争，也开始进入一种相对理性的状态，不至于动不动就是血雨腥风。这也是，刘皇帝当政后，经过十多年的时间，方才逐渐养成的规矩，从边归谠到李涛到，再从范质到雷德骧，历次有高官重臣被排斥出京，都不失要职重任。

雷王之争，以王溥的完胜而告终，王溥籍此，官拜财政使。从头到尾，面对雷德骧的挑衅，他所采取的应对方法，就三点，一退二忍三让，让到最后，皇帝插手，雷德骧外放，他则一跃到位，成为政事堂名副其实的二号人物。

在雷德骧西行赴任之时，王溥还亲自前往送行，一笑泯恩仇固然没那么简单，但王溥在士大夫之中的名望却日益增高，容人之量也成为了其政治标签，再加上回朝之后，王溥也举荐了不少人才，使得他在朝中的地位也更加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