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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并无被窥探隐私的不适,那是因为迄今为止,只有她一个人在面对他的这种悲观时给予了肯定的态度。

在这个到处充满了正能量的世界里,个人的悲伤是不被允许的。积极、乐观是对的,消极、悲观是错的;外向、开朗是对的,内向、腼腆是错的……就算有些道貌岸然的人佯作宽宏,道你无错,却也免不了施舍你一些同情或怜悯,而那施舍的怜悯背后便是对你这份与他背道而驰的负向情绪的否定。其实说来说去,正负之分,对错之别,终归不过是人定。多数人承认的,便成了真理,少数人坚持的,便难登得大雅之堂。

孔安笑了笑,他没有说,其实,就连那首输在“太悲”上的《孤雁》,也是经恩师林方生修改过边角的。他还记得林老师对他说:“我理解你想要表达的东西,但参加这种比赛,还是要收着点。”

林方生是一个能自洽于世俗社会的艺术家,他能在保持自身创作自由的同时向世俗的规则作以适当的妥协,也只有如此,才能获得世人钦羡的名利双收。这一点,别说是孔安,就连吴桐,也难以效仿。然而,他们如今的无名与落魄,却并不能简单以个体性格论处。

五年来,文艺界在浮华与萧条的岔路口走向扭曲,一面是资本横行下批量生产的工业化审美,一面是阶层压迫中日益深植的标准化思想,越来越疯狂地挤压着艺术的创作空间,统占着大众的自由意志。如今纵使林方生在世,恐也难像从前般自洽,他要么是像吴桐一般避世自乐,要么就得要再妥协一些,头再低一点,腰再弯一点,方能在这狭小而几欲窒息的文艺空间里存活下来。

于是,人们可以看到,甚或开始惋惜,像林方生这样的大师的离去,已带走了一个辉煌的艺术年代。他们一面沉浸于快节奏、碎片化产品给大脑皮层带来的多巴胺刺激,一面痛惜于那些随大师而去的经典作品——审美绝非完全主观,人总是能分出好坏的,再没有学识的人,也能从四大名着、唐诗宋词与地摊黄色杂志中辨出个好坏,尽管在实际的阅读中他们往往选择后者,那毕竟能使他们获得更直接的快乐——不必思考的快乐。

当然,人们的痛惜还在于近年来再没有了能够流传的、反复回味的文艺作品。音乐、电影、小说、散文无一幸免,就连一向居于时尚前沿的t台走秀也在千奇百怪的骂声中变得愈发保守谨慎。手机页面上一划而过的段子、神曲,大都只能存在于那一刹的流量之中,时间从不会给它们留任何薄面,被历史淘汰在今天看来也不算羞耻。

这些痛惜的人们同样痛恨着另一批人,那是一批叫嚣着他们只需要这些短平快、高刺激的娱乐品的人,他们不需要那些冗长的文字、安静的音乐去加注他们在工作中蓄存的痛苦,他们只要以娱乐为内核的文化品来抚慰被社会摧残过的心灵……他们的声音太大了,压过了那些珍惜艺术的痛惜者,以至于全社会都只充斥着对只供娱乐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喊声。于是,文艺作品便低下了曾经高昂的头颅,降级为通俗白话、短小洗脑的快餐产品,并意外得到了一个“满足大众需求”的美名。

这个过程意外的顺利。只因艺术跌落神坛,恰是平民所乐见的。

所以,真正的文艺创作再难出新。

其实,何止是崭新的创作,哪怕是早已创作出来、经时间考验成为经典的文艺作品,也在日益紧缩的社会环境下被审判、阉割,把那些体现艺术精髓的人间悲苦转化为人人可喜的“正能量”,成为太平盛世里最平庸不过的一点装潢。

这绝不是笃定了艺术的内核是悲剧,只是艺术家的悲喜自由心定,如果你愿意承认艺术的内核是自由,那么就理应给予艺术家一些“独怆然而涕下”的宽容。但显然,这份“怆然”于这歌舞升平的盛世已过分奢侈。

纯熙问:“你回去以后,还想继续做音乐吗?”

“不知道。”孔安说,“这不是我可以选择的,看机会吧。”

机会,是可以创造的。纯熙在心底说。从小到大,她所遇到的每一个机会,都是源于自己的亲手创造。但她却并不愿在孔安面前炫耀此事,她所有引以为豪的激情和创造,在孔安隐秘的骄傲里,都变作了庸俗的尘埃。

纯熙隐约可以猜出,孔安如今对音乐的远离,是出于对音乐的尊重。她看着台上唱歌的业余歌手们,笑道,“你还没有告诉过我,为什么去打光?真的能赚钱吗?”

孔安明白她的意思,打光确实赚不了多少钱,甚至没有这酒吧里的驻唱歌手来钱快。

况且,在纯熙看来,他还有旁人羡慕不来的本钱——以他的外表,随便拍个短视频或直播,哪怕是不动嘴,都能在物质上获得比现在优越几倍的处境。

但纯熙却想象不出,如果最初,她是在这种场合看到孔安,听到他唱这些融于嘈杂的流行曲,是否还会对他一见倾心。不是因为音乐会比酒吧驻唱高贵,而是她一向认为真正的音乐需要一种沉浸的环境,和一种沉浸的温度——这是觥筹交错、人声鼎沸的狭小酒吧给不了的专注,并且,这份专注更不可能存活于那些只被切割的、反复重复的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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