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纯粹就是想拿我来泄火。

他仅仅是为了将我拉到和他一样的境地，以安慰自己可怜的自尊心。

没关系，反正我的病已经治得差不多了。

我有姐姐陪我。

再不需要表哥了。

意识到表哥的虚伪后，我再没做过受气包。

只要表哥冲我动手，我便一定会还手。

表哥揍我一下，我便还他两下。

表哥依旧哭着说他是爱我的。

可我说，我不爱他，我打他就是因为他欠打。

我说他活该挨舅舅舅妈的揍，其实根本没人爱他。

我骂他有病，还不如趁早死了。

表哥只是认真地回答，他真的爱我。

次年，也就是1998年，我从周家搬了出去。

我不想再看见那一家子暴力狂和只知道维护表哥的柳未。

2000 年，我15岁了。

我从爸妈那里听说了表哥卧轨自杀的事。

实话说，一开始我有些不以为然。

表哥给我带来了太多痛苦，我恨他是理所当然的事。

可没多久，我开始控制不住地想起表哥的好。

他究竟爱不爱我呢？

没准，是我错了，他或许当真是爱我的，只是因为生病了，所以表达方式才会那样的极端。

表哥死的那一年，我恰好读初三。

而拜他所赐，我高中三年过得浑浑噩噩。

姐姐更常来见我了。

只是她开始带着那绑匪一块儿来。

我很痛苦，可姐姐却浑然不觉，就像表哥一样。

没办法，我只能接受。

同姐姐的对话，在某一日起让爸妈心急如焚。

他们想找表哥家那大夫来帮我看病。

可据说那位俞大夫拒绝了。

我想，他应该也觉得自己无能。

2004 年，我上大学了，专业是建筑学。

大概是遇上些不错的新朋友的缘故，我的病情有所好转。

姐姐不再带绑匪来找我，她自己也不常来。

那年，我与几个同好一块组建了古典建筑研究社。

社长任怀是我们共同推选出来的。

他热爱古典建筑，性格阳光，领导能力也强，当之无愧。

只是不知怎么，我总觉得他有些眼熟。

社团是十月建的，可十一月我犯了病。

这没什么，我能撑过去的。

只是，当姐姐再次到来时，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了。

我又记起了那绑匪的脸，并在无意中将任怀与绑匪的脸重叠。

他们的确有七分像。

我很害怕，怕我信任的朋友真的是那该死的杀人犯的儿子。

我清楚记得那一天——2004年11月24日。

那日，我通过各种手段最终确认了任怀父亲便是当年那个绑架犯。

我没有第一时间找任怀对峙，我将话都憋在心里。

有时，我觉得他爸的罪与他无关。

有时，我又觉得杀人犯的儿子也是潜在的杀人犯。

我的病情在疯狂加剧，状态也越来越不稳定。失眠成了常态，记忆力与专注力都在以疯狂的速度下降。

我愈发敏感多疑，也越来越急躁。

几乎在要休学的消极状态下，表哥“复活”了。

他是来救我的。

我忘了他的暴力。

渴盼他施舍我根本不存在的“爱”。

我大概是真的疯了。

2005年，我20岁。

没休学，念大二。

意料之外的，我又碰见了袁景。

她哪壶不开提哪壶，成功地勾起了我关于绑架案的痛苦记忆。

我就像站在悬崖边上，只差半步便要掉下去了。

在这时拉了我一把的是——俞均。

就像无意遇见袁景那般，我也是偶然碰上那心理医生的。

俞均看出我状态很不对劲，于是主动提出要帮我治疗。

我还记得他的好，也当然希望能治好病。

我没理由没拒绝。

接受俞均治疗的期间，我的状态向好。

可我还是忘不了姐姐，也总是想起表哥。

病治好了，他们就会离开我了吗？

我突然感到害怕。

为避免胡思乱想，我开始重新参与到被我忽视了一学年的社团活动中。

2006 年，我升上大三。

那年暑假，学校鼓励各社团开展实践活动，社员们都很兴奋，我也还算期待。

大概是看我状态好了不少，俞大夫鼓励我进行些简单的脱敏治疗。

于是，我做了一个不知道该不该说是后悔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