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争论后，宪法得到批准；1788年秋，选举产生了第一任总统和第一届国会。

直到1789年4月30日，才有足够的国会议员陆陆续续地来到纽约，为总统选举团一致选举的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举行就职典礼。这些最早的官员面临着许多令人惊愕的问题；没有官僚机构、没有基金和税收制度，没有新政府可以用来作为根据的种种先例。然而，恢复稳定仅花费了短得惊人的时间，联邦政府很快就发挥了作用。华盛顿总统的有力领导、战后数年曾困扰美国的不景气的经济的回升和宪法本身都有助于使制度见效。虽然宪法规定了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但同时，它又很有弹性，完全能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人权法案》就是一个较早的例子；它尽管遭到了大多数富人的反对，还是于1791年被接受。这一法案阐明了公民的若干权利，其中包括言论自由、宗教信仰和集会自由、出版自由以及辩护人的权利等。

开国者的一个独特贡献就是解决了联邦制这一难题。他们通过使权力竞争降到最低限度这样的方式谨慎地在国家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分配政治权力。如果出现任何争端，独立的法院系统便采取措施作出裁决。事实上，国会依据新宪法作出的最早的决议之一就是通过了阐明联邦法庭的职责和权力的《司法条例》。1787年的《西北法令》规定，新州应建立在俄亥俄河以北地区；它们在法律上除不采用奴隶制外，其他方面都与旧州完全一样。这确保了西部各地在有资格成为州时会在相同的原则和条件下加入联邦。在这些情况下，美国不断向西扩展疆土，从阿勒格尼山脉一直扩展到太平洋。它通过各种方式获得了大片大片的领土：通过从法国手中购进≈ot;路易斯安那购地≈ot;获得密西西比河流域；通过强占和购买从墨西哥手中获得西南地区；通过同英国谈判夺得西北地区；通过购买从俄国手中获得阿拉斯加。在这些新地区又建起一连串的州，最后增加到50个州，组成了今日的美利坚合众国。

拉丁美洲　国家时期拉丁美洲的政治发展与美国的政治发展截然不同。拉丁美洲的趋势是政治分裂而不是政治统一。山脉和密林等障碍将一个地区同另一个地区分隔开来，交通工具的缺乏意味着这些地区同欧洲的联系常常比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西班牙统治下的几个世纪的与世隔绝因助长了分离主义倾向，也促进了分裂。个别领导人宁愿在小国中名声显赫，而不愿在大的联邦中湮没无闻，这些人的个人野心也必须予以考虑。于是，西班牙最初的八个殖民地这时变成了至少18个独立的国家：过去的拉普拉塔联邦总督辖区已变成阿根廷、巴拉圭、玻利维亚和乌拉圭诸独立的共和国；从前的新格拉纳达总督辖区变成了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和巴拿马诸国，危地马拉都督辖区分成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等独立的国家。

长期的不稳定性是国家时期拉丁美洲政治的另一个特征，它表现为政府经常因军事政变而被推翻。相反，美国至今仍保留了1787年的宪法，尽管这一宪法经过多次修正。此外，美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期政局比较稳定；通常由两个政党在通过正规选举而当选的基础上轮番执政。但是，在拉丁美洲，20个共和国自独立以来总共采用了186部宪法，平均每个国家有93部。政府的兴起和倒台更是屡屡发生。的确，据说巴西皇帝多姆·佩德罗二世（1831－1889年在位）在1876年参观费城博览会时曾讲过，这里展出的新机器虽然很多，但拉丁美洲每分钟里发生的革命比他在这里所看到的新机器还要多。

不过，几乎所有这些拉丁美洲的≈ot;革命≈ot;都仅仅是名义上的革命。真正的革命是那种能使制度发生根本变化、能使社会和政治秩序从根本上得到重建的革命。拉丁美洲大多数所谓的≈ot;革命≈ot;只不过是一个军事独裁者取代另一个军事独裁者，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有的秩序。这种军方对政治事务的干涉，部分地起因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所存在的明显的阶级差别和人民大众对政治的冷淡态度或抵触情绪，因此，这种干涉使少数富有的地主和高级军官能象做游戏一样地操纵政界。一批批军事和文职领袖相继执政，他们几乎不注意人民的愿望或国家的需要。因此，毫不奇怪，秘鲁80以上的总统是军人，厄瓜多尔的军校就教导学生：≈ot;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步是获得共和国总统的职位≈ot;

加拿大与拉丁美洲和美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世纪期间英国殖民地在维持与帝国的关系的同时逐渐赢得了自治。如前所述，这一独特发展的基础就是德拉姆伯爵1839年提出的责任政府制的原则。这个观念太新、太激进，不能马上为人们所接受，但是，英国政府的确迅速实行了他的将两个加拿大重新联合起来的建议。1841年生效的《加拿大法案》规定，加拿大联合议会由上院和下院组成；上院由总督任命，是终生的，下院在相当广泛的选举权的基础上选举产生。行政部长将由总督选拔，这使总督能任命属于下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