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的尊儒信号，想必也经过了王氏家族的默许吧。

不久，成帝突然死去，他始终没有子嗣，这说明郊祀变革不必为此背锅。大概是在王氏家族的建议下，王政君又把郊祀制度改为了南北郊。

至此，在刘姓天命已衰的背景下，宗庙、祭祀、建三公、通三统，都实现了儒家的意图。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尊儒术”。

12汉哀帝的改制危机

十九岁的汉哀帝刘欣一即位，汉廷风气为之一新。

刘欣原本没有机会继承帝位。汉元帝有三个儿子，王政君所生的嫡子是汉成帝；另外两个儿子，一个被封为定陶王，一个被封为中山王，皆非王政君所生。刘欣是定陶王的儿子。汉成帝即位后，始终没有活到成年的子嗣，就把当时刚继承了定陶王位的刘欣召入长安，立为皇太子。

哀帝虽然只是汉成帝的侄子，而且被立为太子有他祖母傅昭仪和赵飞燕皇后出力，但他毕竟是汉成帝亲自考察、选定的接班人。与东汉那些由外戚、大臣或是宦官通过发动政变拥立的皇帝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哀帝的权力不是二手的，也不是一个傀儡皇帝。

在汉朝，像他这么幸运的非嫡系接班人可不多见。比如，汉文帝是在汉初功臣诛戮吕氏之后，由周勃、陈平定议即位的，所以汉文帝与周勃的关系一直比较微妙；再比如，汉宣帝是霍光从民间找来即位的，而汉宣帝在霍光死后诛灭了霍氏家族。

哀帝即位后，耳闻祖父汉元帝的柔顺，目睹伯父汉成帝的糜烂，他所追慕的帝王典范是汉武帝和汉宣帝。效仿武宣，把汉廷的璇玑旋转回“霸王道杂之”的汉道上去，成了刘欣着意要做的事情。

即位第二个月，他就下诏罢乐府，减省皇室开支，作为天下节俭的表率。元、成二帝沉溺于音乐，养了一大批乐人。皇室耽于享乐天下皆知，也成了皇室天命已衰的一大证据。所以罢乐府为他赢得了很好的声誉。

他决定亲理政事，先是把王政君为代表的王氏家族排挤出权力中心，放逐了大司马王莽，用自己的外戚担任大司马，但并不把权力一概委任大司马处理；同时恩威并重，“屡诛大臣 ” 15 ，不断处置前朝遗下的中央重臣。皇权渐渐回到皇帝本人手中。这说明哀帝虽然年纪不大，但在政治手腕和谋虑果决上，并不是昏庸无能之辈。

他刻意恢复汉道，打压儒道。他撤销大司空，恢复御史大夫的名号和丞相、御史大夫的两府旧例；他以身体久病的名义寻访方士，把长安及各地那些稀奇古怪的祭祀统统恢复，七百多所祭祠“重打鼓另开张”，每年祭祀的次数达到三万七千次。

另一方面，哀帝有意识地做了一些符合儒家口味的事情。他清楚儒家兴盛、灾异四起的原因之一，是汉朝确实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地，农民只能去当奴婢或是沦为流民，国家的财政会减少，社会的贫富分化会加大，不安定因素也会增加。所以，他刚即位就颁布“限田令”，限制土地兼并；颁布“奴婢令”，限制不同等级的人所拥有的奴婢数量；把三十岁以下的宫女放出来嫁人，五十岁以上的官营奴婢释放为庶人；增加基层官员的俸禄，斥退残虐的官员，司法部门对大赦之前的犯事不得追究；允许博士弟子施行三年丧礼；等等。

这些措施有些未必能够彻底施行，但显示了新皇帝的勃勃野心，他要从儒家那里争夺“仁政”的政治主导权；而最惊世骇俗的事情，是他主动向暗流涌动的“刘姓天命已衰”的谶言发起挑战，要从儒家那里争夺“天人感应”的“神学”话语权，从而避免天命转移！

经历了元帝、成帝的王道转向，哀帝时期的朝野上下已经弥漫着浓重的“改姓易代”氛围，汉室的合法性危机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程度，人们都说汉家作为尧后，其德已衰，按照五德终始，接下来要由舜的后人来受命。一般来说，皇室面对这种谶言是非常尴尬的，如果打压禁止，对笃信鬼神的汉朝人不仅没用，反而会反弹；如果置之不理，谶言也不会消失，灾异还将愈演愈烈。

例如，汉哀帝即位前，儒生谷永曾给汉成帝上书，说了一句话：

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16

大臣给皇帝上书，先把皇帝教育一番，说天下不是你们刘家的。这在后世不可想象，在昭、宣时代也必招来杀身之祸。但汉成帝却不以为忤，还很受感悟。这就说明，连皇室包括皇帝本人，也视改姓易代为必然之理。

齐人甘忠可趁机向汉成帝兜售解决汉家德衰的办法，主张“更受命于天”，也就是“二次受命”。不过，当时刘向对此很不以为然，就上奏说甘忠可妖言惑众，甘忠可被下狱，死在狱中。

哀帝即位后，决心主动回应汉德中衰的谶言，刻意寻访精通此道的人，希望以其之矛攻其之盾，顺其意而用之。在司隶校尉谢光、骑都尉李寻的引荐下，甘忠可的学生夏贺良进入哀帝的视野。李寻曾是元帝丞相萧望之的属官，精通天文灾异之学，常说汉家将会遭遇大洪水。在王氏家族推荐下，李寻被任命为骑都尉，专门管理治水，一时风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