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的功绩之后，就感到惭愧而终止了诉讼。是真的吗？考虑到西汉臣民的道德观念，这类“事例”未必是假的，但这个“事例”能够被高居庙堂之上的太保王舜所知悉，那么作伪的可能性就很大了。它的关键在于对圣人圣治的模仿，从而呼应臣民对儒家理想的赞美与想象。

9赐九锡是什么事儿？

元始五年（公元5年）正月，天气尚寒。

长安南郊新落成的明堂里，却热气腾腾，人头攒动。聚集在这里的都是汉朝的王侯贵族，包括二十八名诸侯王、一百二十名列侯，以及九百多宗室子孙。这些人全都身着祭服，有的恭恭敬敬地站着，不发一言；有的交头接耳，谈论着不久前那场把长安城东门的楼瓦几乎全部掀干净的大风 12 ；有的则担任祭祀的执事，紧张而热情地等待着祭祀的开始。

终于，在众人的目光里，宰衡、太傅、大司马、安汉公王莽盛装祭服，陪同皇帝驾临。

这是王莽建立明堂后举行的第一场祫祭。

前面曾说过 13 ，祫祭是帝国用来确认皇朝统治源流的重大祭祀活动。在新落成的明堂里举行，意味着从汉武帝时期就开始酝酿的将宗庙祭祀纳入儒家礼仪的设想，到此终于实现。即使后来王莽身死国灭，这套祭祀的礼仪仍然被后汉袭用。

王莽特意在正月举行祫祭，并征召如此多的贵族、宗室来助祭，且祭祀结束后有的增加封邑，有的赐爵，其意图并不是赏赐。而是自元始元年以来，王莽持续不断模仿周公，并依照儒家理想“制礼作乐”的举动，终于接近大功告成。

他已经为汉朝建立了常满仓制度；为儒家“六经”里失传的“乐经”立了博士；征召了数千名通经之人到长安；特别是明堂、辟雍、灵台，失传千年，究竟是什么样子、有何功用，连儒家内部尚未达成一致，但也都在刘歆的帮助下按照古文经学的记载建造了。王莽制礼作乐，长安人才济济，朝廷制度毕备，汉家显出太平盛世的景象，与几年前成、哀之时惶恐不安的气氛大不相同。

而祫祭，就是王莽制礼作乐的高潮。

在这高潮中，也有一股暗流。前来助祭的宗室成员里有一位叫刘崇，他是汉景帝之子长沙定王的后代，曾是安众侯，后来失爵，在这次助祭中重新封爵。但他似乎不领王莽这个情，对同属长沙定王后代的舂陵侯刘敞嘀咕道：“安汉公擅权，刘氏的社稷看来将要倾覆了。”刘敞没有接话，但心里未必不同意 14 。

当然，绝大多数汉朝臣民认为王莽近乎完成了周公的政绩，“制作毕成，群公以闻 ” 15 。这种政绩是区区宰衡所不能包的，群臣于是上奏提出，要在宰衡之上再增加赏赐：

宰衡位宜在诸侯王上，赐以束帛加璧，大国乘车、安车各一，骊马二驷。 16

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汉臣第一次提出宰衡的地位要在诸侯王之上，也就是绕过了“非刘氏不王”的“宪制”约定。

至于怎么体现宰衡的地位呢？靠赏赐。

当然不会是普通的赏赐，而是九锡，意思就是“九赐”。但九锡具体是什么？在此之前，只有《周礼》有周公“九仪之命”的记载，以及汉武帝时期有官员曾在上奏时提到过这个名词。其实，就算周公本人，到底有没有受过九锡也说不清楚。《周礼》所说的“九仪之命”，只是说从“一命”到“九命”有不同的等级职位，可没说过九锡 17 ，况且《周礼》还是古文经书，今文经学未必认的。

草创礼仪本就是王莽和他小圈子的强项，在王莽授意下，不久之后，众多公卿大夫、博士、议郎、列侯共902人上奏，正式奏请朝廷为王莽赐九锡。

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人：张纯。因为班固特意记下这次上奏是“富平侯张纯等九百二人 ” 18 ，这么多人物，为何偏偏要记下张纯呢？

张纯的父亲就是当年陪汉成帝微服出游的宠臣张放，在汉成帝崩殂之后悲伤哭泣而死。与父亲的放荡痴情不同，张纯为人谨慎、审时度势。他参与“赐九锡”，主要因为他笃信儒学，对这类制礼作乐的盛事很着迷，只要能“做业务”，“领导”是谁不重要。因此，多年以后王莽覆灭，张纯先是留在更始帝的宫廷里，又在更始帝败亡后迅速投到刘秀麾下。他忠于职守，为刘秀制定宗庙仪礼、祭祀制度，建立东汉明堂、辟雍，促使刘秀泰山封禅，因此得到重用，不仅做到东汉的大司空，还得以恢复西汉的爵位，改封武始侯。要知道，东汉初年执行的是“列侯非宗室不宜复国 ” 19 的政策，不承认西汉及新朝的封爵。张纯是罕见的将爵位从西汉传到东汉的列侯。

在张纯等人的呼吁下，元始五年五月庚寅（公元5年6月22日），王政君亲自到未央宫前殿，把王莽召到面前，下诏“加九命之锡”。王莽这番欣然接受 20 。

九锡，就是九种特殊的赏赐，但具体是哪些，先前并没有明文记载，王莽所受的九锡可能是参照了儒经和《左传》里的一些记载拼凑所成。到汉末给曹操赐九锡时，九锡才算定型。但拼凑就是一种“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