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最初就是礼官，就是搞祭祀和礼仪的。是孔子赋予了儒学以政治哲学的品质，孔子是大立法者。叔孙通完成了儒家在帝国时代转型的第一步，就是先入局，但他无力实践孔子的立法，在刘邦眼里他只是一个“司仪”，而不是立法者。历史的吊诡正在于此：叔孙通谄媚、识时务的秉性，竟然剧烈影响了此后汉代儒家的气质。这决然出乎坚强刚毅、矢志不移的孔子和孟子立法的初衷。

3董仲舒之惑（一）

叔孙通之后若干年，有董仲舒。

太常博士董仲舒已到知天命之年。这段时间，汉朝最大的事情就是皇帝崩殂，十五岁的太子刘彻登基并为先帝议谥为“孝景”。新皇帝是延续父祖的“文景之治”还是另起炉灶，目前有许多猜测，据说新皇帝十分依仗他的舅舅田蚡，而田蚡好儒是众人皆知的事情。

汉兴已经一个甲子，儒学渐渐适应了帝国的存在，慕名投到董仲舒这位《春秋》名儒门下的学生越来越多，他精力有限，只能为最器重的学生授课，然后再令这些学生转相授受给其他人。有些学生他甚至只知其名，未见本人。这使董仲舒意识到，儒学可能真的在复兴。

这因而引出了董仲舒最深刻的关注：帝国时代，儒学怎么继续曾经的政治理想？怎么约束从秦朝继承的苛酷法制？怎么教化皇帝遵循儒家这一“普世价值”？

果然，如多数大臣所预料，刘彻即位仅两个月，田蚡就以外戚的身份被封为武安侯，逐渐染指朝政。朝廷内外弥漫着新的空气，又过几个月是十月岁首，皇帝正式改元，除旧布新，与民更始。丞相、建陵侯卫绾上奏：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15

皇帝同意了。

举贤良，是朝廷选拔官员的一条重要渠道。新皇帝的第一道改革政令，把举贤良设定为儒生入仕的专属渠道 1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学习申韩刑名纵横之术的人就无法入仕，汉朝的入仕途径还有很多，但释放的信号是清晰的。董仲舒与卫绾同朝为官多年，清楚地知道卫绾与时任御史大夫、塞侯直不疑都是汉景帝旧臣，既不通儒学，又是出了名的谨慎长者，当无魄力做这种出头露面的改革。想来，应是武安侯使的力。

不久，各郡国新举的贤良陆续抵达长安，皇帝亲自对策。董仲舒是太常博士，负责举贤良事宜的就是他的上司太常卿、柏至侯许昌，因此，董仲舒很有可能在这一时期通过许昌认识了一名新来的博士，淄川人士，名叫公孙弘。

董仲舒是在任博士，公孙弘是新进博士，两人同习《春秋》，董仲舒或许没听说过公孙弘，但公孙弘一定了解董仲舒，因为公孙弘的老师是著名的《春秋》学名儒、齐人胡毋生。胡毋生与董仲舒又都是景帝时的博士，彼此相处颇为融洽。胡毋生自汉朝返回齐国后，教授了颇多弟子，公孙弘就是其中之一。

公孙弘学律法出身，年轻时极为潦倒，沦落到在海边为人放猪。匪夷所思的是，他竟然在四十多岁时突然转向儒学，而今他已经六十岁了。

看来，即使是遥远如齐国海边的潦倒之人，也嗅到了儒学将兴的味道。这位公孙弘先生，究竟是求道还是投机，现在难以辨明。但他在六十岁高龄远赴长安，举为博士，想必有雄心远志。

不久，公孙弘被刘彻委派出使匈奴，两位老博士暂时分开了。

形势的发展远比预想的要快，在田蚡支持下，皇帝任用鲁学大师申培公的弟子赵绾出任御史大夫，另一名弟子、刘彻的老师王臧担任郎中令，还把身在鲁国、已经耄耋之年的申培公本人以四匹马拉的车接到长安。皇帝指示，要以蒲草包裹车轮，以免路遥颠簸，这叫“安车蒲轮”，是很高规格的待遇。见到新皇帝如此敬重申培公，他的弟子们都很受鼓舞。

把申培公接到长安，是请他主持一项最重要的儒家改革——建立明堂，并担任皇帝儒家改革的顾问。

在儒家的理想里，明堂是君主和大臣乃至平民共同议政的地方，因此建立明堂并不只是修建建筑，还寓有政治理想。

在儒学这波强劲的进取势头里，董仲舒并没有躬逢其盛。这是因为，一来主导此事的窦婴、田蚡均是外戚列侯，位于上流阶层，与董仲舒这样的小官来往不多；二来，申培公师生属于儒学中的鲁学，而董仲舒、公孙弘属于齐学，彼此的师法传承并不相同，齐学推阴阳，说灾异，究天人感应，察五际六情，其学说比鲁学要激进和夸张，而鲁学以严谨敦厚著称。

刘彻选择鲁学，主要是受王臧影响，觉得鲁学最为正统纯粹，其实并未深入了解儒学内部的派别和主张。

因此，申培公及其弟子们可能没有留意到，皇帝在邀请申培公的同时还征辟了梁孝王的门客枚乘，也赐予了安车蒲轮的待遇。这说明皇帝对申培公的期待和对枚乘的期待略同。枚乘是何许人也？他是大名鼎鼎的梁园文学侍从之一，天下最优秀的辞赋家。刘彻读过枚乘的作品，了解那种丰腴瑰丽、夸饰铺张的风格，他既然偏爱枚乘的辞采张扬，那么严谨保守的申培公会是他